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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可 ▏关于爱、背叛、生活及其他

辛可 ▏关于爱、背叛、生活及其他

无论妮妮还是我,每年的万圣节都很特别。八年前,也就是这一天,在西安的一个酒吧,我把她丢了。八年来我不停地告诉自己,应该把她忘掉,她不是我这辈子要找的女人。我尝试过,但失败了,我做不到。我开始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,人活一辈子,总会有一个忘不掉的女人,即便她给你的仅仅是一个伤口。

妮妮是我中学同学,长得虽非美人胚子,但对于我们这些情窦初开整天性幻想的男生,还是有点杀伤力。大城市的人管这叫“性感”,我们在小县城,当时还没有引进这个词汇。要言之,她有着让男生们都想堕落的身材,我也是。所以不顾包工头爸爸扬言用斧头砍死我,我从理科班(重点班)转到“恶棍满营”的文科班,理由是我要当作家,其实都是为了她。

为了追到她我机关算尽,付出了很大代价。当时我们班有个叫老胡的也家伙看上了她。老胡在我们县是出了名的小流氓,何况他爸爸是某某局长,我爸爸见了也不得不点头哈腰。

有一天,老胡把我堵到操场上,挥舞着一块砖头冲我吼:“妮妮是我的马子,敢动她一下,老子宰了你”,说实话我有点怕这个二百五,要不是夹得紧,早尿了一裤裆。但我不能屈服,因为我不能没有妮妮。

最后谈判的结果是,老胡在我的头上拍了一板砖,醒来时我躺在急诊室挂着吊瓶。但我觉着,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值得的事。因为月底某个黄昏,妮妮约我去城边的小花园散步。她告诉我,如果不是那一板砖,她绝不会喜欢我这种小白脸,她梦中的白马王子必须肌肉发达胸部上长点毛。换言之,幸亏我挨了一板砖,才赢得了她的爱情。

事后我找过老胡,想把那块板砖拿回来当作纪念品,可他告诉我已经扔到了厕所里,顺便打了我一顿,又在急诊室里住了几天。

众所周知,高中的课业很紧张,大家都很努力。目的很简单,谁都不想待在这个破地方。大致所有如我及妮妮一般的孩子,对家乡的热爱仅限于写作文或入团时装装样子。我们发誓一起离开家乡,到外边的花花世界筑一个窝。

当然了,我和妮妮的关系也发展迅速,比如说从手开始,日积月累,我差不多把她摸了几遍,对她的构造烂熟于心。我也想过,求过,把那事办了算了,可她不同意,说在这里(家乡)不方便,出了事很麻烦,摸摸算了。我说那好吧,但你保证不能让别人学我。她唾了我一口,然后倒在我的怀里开始背英语单词。

当时我们藏在沙窝里,旁边是一条小河,我常对着小河发呆——如果有一条船,我们将顺流而下,像现在一样偎依着,永不分开。

一切很顺利,我们考上了大学,双双被唐都大学录取。在家乡,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。张榜第二天,准备唾她的我的父亲和准备打断我的“狗腿”的她的父亲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,双方没有任何分歧,一致通过让我和妮妮成为“准夫妻”。这次会议我和妮妮都没有参加,精神是我妈和她妈传达的。老实说吧,“老头子们”不过是自做多情,我们早把彼此交付对方了。

西安是我和妮妮见过的第一个大城市,下了汽车我们兴奋得发狂,甚至搞混了东南西北。我清楚记得,在唐大门口我们伫立许久,看着花园一样的校园,有一种暴发户的感觉。我对着妮妮打了个响指,背起行李冲了进去。

妮妮在中文系,我是历史系,彼此只搁着一个绿化带。等摸清了情况,暴发户的狂热也就降温了。对于我而言,紧要的是兑现当年妮妮给我开出的支票。当我提出这个要求,妮妮痛快地答应了。当时我们正在操场看台上抱在一起,操场上如我们一般的少说也有几十对。好多年后,想起唐大,总忘不了夜色下那迷人的景色。

妮妮是答应结帐了,问题是到那里去结?后来我知道校园里的小树林、操场后边的草坪都是绝佳的场所,但当时没那觉悟,更没那胆。想一想,还是到学校旁边找个招待所比较安全。妮妮同意了我的提议,可我没有钱,向妮妮要实在伤自尊,只好借口上厕所,跑到宿舍里找了一位伙计,用身上的饭票换了几十块。

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,基本上按录像和书上的照本宣科。唯一让我失望的是,书上说女孩子第一次做完这事,总会爬在男人的怀里哭着背台词:我这一辈子就给你了等等。我想妮妮也应该来这么一下,可是她没有。我们光着身子并排仰卧在床上,谁也不说话。过了很久,她突然笑着回过头,问我:你觉着有意思吗?

其实我也觉着挺没劲的,没我当初想象得那么好。但我属于那种智商情商都比较高的男人,我说:挺好啊。

接着妮妮叹息了一声,爬过来挤我脸上的青春痘。可以确定,妮妮不是个好大夫,因为还没挤完左边的脸,她又开始给我动别的手术。我已记不清那天动了多少次手术,但手术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,直到我差不多快挂了,就差送太平间。

关于这种见不得人的事,我还是别说了,免得有人骂我给师弟师妹们做坏榜样。除了幽会和读书,我跟妮妮在师大的生活有很大差异。妮妮是校园里的活跃分子,学生会的副主席,我只是当过几天宿舍的舍长;妮妮二年级就入了党,我连团员都不是;妮妮动不动上校报,差不多全校的男生都知道她的名字,如果有人认识我,那肯定是沾了她的光。我只想老老实实研究《资治通鉴》和《素女经》,可妮妮希望成为女强人,这是她亲口说的。
总之,妮妮每天像花蝴蝶一样在校园里飞来飞去,而我像老乌龟一般窝在图书馆里读书。尽管那时妮妮可能觉着毁掉大唐的应该是她,而不是武则天,但对我还不错。承蒙她的照料,我不至于脏得像头猪。

每个周末,我们都会在一起坏一次,她在我的怀中,和当年在家乡的小河边并没什么不同。她有她的梦,尽管我觉着她的梦挺没劲,但我尊重她,因为我爱她,要做就做去吧,管那些破事干什么。

大四的后半年就像女人到了更年期,毕业生个个焦躁不安。原因是大家都想留在大城市里,但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机会。妮妮没问题,她的推荐表上写满了丰功伟绩,而我能呈现给别人的也只有大学四年,才补考过四次!老实说,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平常心,就算被派到乡下养猪,也不是不能接受。但我的观点受到妮妮激烈地抨击。而且她还从这件事推导出两个结论——我没出息;我并不是真正地爱她。

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有志青年,我对她的爱货真价实,我从朋友处借了五千块钱,批发了一堆东西,在妮妮指导下,冲向一个又一个领导办公室。我们最后得偿所愿,一起留在西安,这座大城市!

我和妮妮在不同的学校里教书,并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房子,总算有了个家。房子不大,一为省钱,另外东西少,大了也没用。家具基本上是从单位检来的,比如破沙发是妮妮他们学校办公室淘汰的,要不是妮妮在上面做了个套,皱皱巴巴活像罗丹捏出来的老妓女;书架是我从学生宿舍借来的,妮妮嫌太旧,在上面刷了一层漆,基本上弄成了个四不像。唯一货真价实的是实木大床,因为我们有时候活动量太大,旧家具受不了。尽管寒碜些,我还是挺满意的,毕竟我和妮妮在一起,人活一世,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

但妮妮的变化很像鲁迅先生《伤逝》中的女主人公。她渐渐失去了大学时代的活力和欢笑。每次我们干完坏事,总听见她长长地叹息。她不时提起她的某某同学发达了,当然忘不了强调一下,学生时代他不及她十分之一。

她如怨妇般整夜发牢骚,害得我死活睡不着觉。有一次我彻底火了,向她吼道:孔夫子不见得比你差,还不是混得如丧家犬。这本来是一句气话,她竟然发威了,爬起来又哭又骂,甚至抓起身边的一本《康熙字典》,砸向了屋内唯一的电器,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那可是我花了80块钱在旧货市场上买来的。

我们之间的战争最后总以干坏事结束,这基本上是所有男女解决矛盾的套路。但彼此之间开始有了越来越大的隔膜,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:我不干了,想出去闯一闯!

我以为她在开玩笑,就随口道:怎么,美国总统要换届了!

她阴沉着脸,有点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:你个王八蛋给我听清楚,我不想这样过了,我不想教书,我想换个活法。

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开始给她做思想工作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甚至不惜引经据典。我不想失去她,我要留下她。但结果都一样,没等我说完,她起身收拾自己的衣物,原来她连辞职手续都已经办了,瞒着我

是的,她骗了我。我一声不吭坐在床上抽着烟,感觉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。也许我应该冲上去揍她一顿,但我没有,因为我觉着不值得。我甚至懒得看她一眼,女人就是这德行,不过是过节打折销售的廉价商品,当时我想。爱情,行了吧,何必相信这种不入流的谎言呢,它根本就不存在!
妮妮收拾完衣服,掉过头看着我,把钥匙扔在床上,没有说一句话,提起包就往外走。我呆坐着没动,本计划要大吼一声:滚吧,你个臭婊子!但我说不出口,我想哭,我的心里一阵阵酸痛。在妮妮拉开房门那一瞬间,我看见她的眼泪流满双颊。

妮妮走后的那几天我基本上没下过床,像个瘟鸡一样窝在被子里一动不动。领导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上班,我说没心情,好像还发了火,就为这事,领导特意给我召开了一次批判会。批判吧,老子不在乎!我不知道我想干嘛,或者说我啥都不想干,我的脑子里只有妮妮的影子,我犹豫不决——是应该把她找回来,还是把她掐死塞进马桶里。

第二个周末是万圣节,我接到妮妮的电话,她说想跟我见面,我拿着电话无话可说,彼此沉默着,对峙了大致十分钟,她有些无奈地道:反正我在星期天酒吧等你,你自己看着办!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
这个电话几乎要了我的命,为决定去还是不去,矛盾了一整天。可到了黄昏,它变得很简单,我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。

她已经坐在那里,特意要了一瓶红酒,玫瑰花,蜡烛。我一看就明白,是准备来个最后的晚餐。真她妈的俗气!我心里骂道。她告诉我,我们之间已经完了,我们不合适,我给不了她想要的东西,她要去南方,她要过新生活。我强装微笑,好像还假惺惺地表示了一下祝福。但我知道,杯子里的酒到底有多苦!

我们在酒吧的门口分手,她交给我一个大包袱,说里面是给我买的换洗的衣服。街上的风很冷,行人匆匆,她看着我,眼眶湿润。几乎没有征得我的同意,她过来扑在我的怀里,我感觉到她急促的心跳和无法抑制的哭声,我的眼泪也下来了。

当我准备紧紧地搂着她时,她突然推开我,掉过头,急步走向了街的尽头。她单薄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,我知道,除了喧嚣的城市,一切都结束了。万圣节,鬼节,一个让人心碎的日子。

妮妮走后我也搬了家,我给自己的理由是:老子也要开始新生活。其实这纯属自欺欺人,只是因为住在那个屋子里我受不了,看见每一样东西都想起她,想起她就心疼。不过一切真的结束了,过去的只是一场梦,如她所言,我们不合适,她需要的一切,我给不了。我告诉自己这样挺好,和那种女人在一起也没劲。
在妮妮走后不到一月,我又勾搭上省人民医院的一个护士。无论是脸蛋、胸、屁股,妮妮都根本没法跟人家比。最重要的是第一次我办了她,她扑在我的怀里哭着背台词。我觉着我应该感动,可我没有,而是从未经历过的空虚与失落。她说她爱我,我苦笑着拍了拍她的屁股,又上去了。我们不停地做坏事,直到精疲力竭像死人一样睡去。

我对不住她,因为即便在她的身体里,我依然想着妮妮。我觉着这是一种罪过,或者说我不值得这样做。把话说得难听一点,她在别人下面,会想着我吗?不会!可我说服不了自己,就算找出一万个理由证明她是多么恶心的女人,但还是忘不了她。
后来单位上给我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。我只是装个马桶,便住了进去。除了几件旧物,到现在还是毛墙毛地,空空如也。不是我花不起这点钱,而是根本没心情。我根本不会把它当家,家不是物,家是人。睡在空屋子里我似乎在等待着什么,但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。直到有一天晚上,读泰戈尔的诗集,里面有两句:

睡着时,我以为我们是陌路人,
醒来后,我发现我们是相爱的!
他妈的,这两句话太残忍了,我哭了。我等待什么,我等待着妮妮,我不能欺骗自己我已经不再爱她,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,而是我无法面对但必须面对的事实。

妮妮离开我去了广东,据说起初在一位朋友的公司里做事,后来自己创业,好像是做塑料器具的。某朋友说,有一段时间在西安见过她,开着自己的车,似乎很阔。后来她托人捎给我一些衣物,被我退了回去。再往后听说她结婚了,但时间不长又离了婚。据说妮妮离婚后日子不大如意,似乎破产了,至于破产原因,她前夫帮了不少忙。

尽管每一个关于她的消息都会让我失眠,可想一想,这跟自己又有多大关系呢。有人建议我去找她,我拒绝了,至于原因,我不知道。
妮妮离婚后离开了广东,关于她的消息也就断了,不知去向何方。后来我也离开了西安,不是我不愿教书,而是生活在西安总觉着很压抑很沉重。我来到北京,在一家国有企业做职员。

有一天,有位唐大的旧友来找我,她告诉我妮妮现在也在北京,而且她知道我的近况。朋友的话让我倍感苍凉,命运总是用如此操蛋的方式跟大家开着玩笑。朋友走时交给我一封信,信是妮妮写的,在信中她说:

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我来北京的,可我一直欺骗自己,你就是为我来的。走了很多路,经了太多事,我发现我挺傻的。我不能说后悔,但我失去了我原本该珍惜的。我时常在梦里想起那间小屋,我们的家,你就是我的家,我原本有个家,可现在没了……

读着妮妮的信,我忍不住自己没什么温度的眼泪,但也无话可说,我能说什么呢?我已经放弃了,也不想找回失去的一切,而是尝试着去过新的生活,尽管心底的伤口告诉我,我依然爱着她。

我们就这样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,带着某种伤害和莫名其妙的渴望活着,但拒绝走进彼此的生活。我们都没有家,我们的家在遥远的西安,尽管它已经变成了传说。

又是一年的万圣节,自妮妮走后,每年的万圣节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。我从和平里北街出发,在冷清的路灯下漫无目地走着,秋深了,满地落叶。脑子里都是些或笑或哭的陈旧故事,唐大,小屋,街头的酒吧如幻影一般晃动着,理不出一点头绪。

不知走了多久,街上的人已逐渐稀少,我发现自己到了三里屯北街的路口。三里屯是北京有名的酒吧一条街。万圣节的三里屯很热闹,青年人赶时髦,戴着各种丑陋狰狞的面具。我感觉有点冷,就踱进旁边一家比较安静的酒吧。

酒吧里光线不好,但我还是看清了一张脸,苍白而憔悴,在我的心中盛开又凋谢、凋谢又盛开了几十年的熟悉的脸。妮妮,是的,是她,在酒吧的一个角落,一个人,一排啤酒。

她也看见了我,她静静地看着我,我看见了她的眼泪,以及大学毕业时,我送给她的假珍珠项链,一共22颗,那一年她22岁。

我走过去坐在她的对面,认真地端详着她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。她瘦了许多,已不是当年的妮妮,多少化妆品也掩饰不了岁月的无情耕耘。不,其实她没有变化,从她的眼睛里,我读出了很多熟悉的东西,那些东西只属于她,也只有我才能读懂!

没有人说话,也许有点多余,她递给我一杯酒,我们没有举杯,只是笑了笑,自个喝了。放下酒杯,我对她说:回家吧。

眼泪溢满她微笑着的双颊,她站起来,穿上红色外套。我走过去,用双手把她脸上的眼泪擦干,替她理理零乱的衣领,跟很多年前一样,她把手放在我左边的口袋里,推开酒吧的门……
辛可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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